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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2年前LSE图书馆的Lobby

 

近年来有一个词组常常出现在很多文章里——社会福利社会化，或者更直白一点，社会福利市场化，细想来这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进行的经济领域市场化的延续，是中国改革者认定的发展之路。

 

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社会福利”取的是大概念还是小概念（在西方，social welfare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非常多的领域，只要是带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事业，都可以认为在social welfare的范畴内，在中国，社会福利往往取小概念，即针对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服务，比如说养老、残疾人康复、孤儿寄养等），但却是看到近年来很多与之相关的改革都引来了很大的非议，比如说当年教育产业化的风波、如今对医改方案的争议。之所以会有这些非议，很大的原因在于社会福利领域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政府的公共职责，即政府应该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不应该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到市场上去购买。进一步，如果公民由于缺乏必要的能力而无法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这就构成了对其社会权利的侵犯（很抱歉，社会权利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这里用来解释近年来我国的争议似乎有点问题，但我对这个概念是有偏爱的，所以还是用了，其实这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老百姓由于长期生活在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社会中，对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有着很强的预期）。因此，社会福利市场化在中国总是半遮半掩，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假托以社会福利社会化，其实是一个意思。

 

但是，目前社会福利发展所面临的效率不高、投入不够、缺乏公平（请大家注意，不公平的问题不是市场独有的，政府有时候更不公平）等问题似乎也只有市场化才能够解决，关键是市场化的目的和路径。

 

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行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来看，除了激发积极性、提高效率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30年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当初的目的，亏损的中小型国业大都被关停并转，留下的都是那些在垄断领域内能赚钱的大家伙，政府卸下了一个极大的包袱。怀着这样的目的，一开始的医改方案也延续了经济领域改革的思路，政府开始让医院自负盈亏，医院开始问病人伸手要钱，一瞬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重复检查、以药养医，老百姓怨声载道，中国卫生体系的公平性一下子滑落到全世界的倒数第3。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教育上，“有分无钱莫进来”成为了一段时间内报纸的新闻，好在我国实行的是教育优先的国策，加上教育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一项投资（这也是银行敢向学生贷款的原因之一，没听说过银行敢向病人贷款的），中国老百姓历来又重视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所以问题看上去没有医改那么严重。即使是这样，教育领域的改革也不能说成功，和医疗改革一样，这样的市场化方案都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拉大了社会的不公平、而在质量和效率上也不见有多少起色，所以说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化改革分为供给方的市场化和需求方的市场化两种。所谓供给方的市场化是指国家不再是产品和服务唯一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而是让市场上有能力的主体来供给，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这些主体提高水平和效率，让消费者收益；所谓需求方的市场化指的是政府不再为消费者享受这些产品和服务埋单，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购买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市场化的主要目的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和防止消费者对于公共产品的浪费。纵观目前在我国流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案，虽然供给方改革和需求方改革都被列上了议事日程，但两种改革推进的速度是大不一样的，供给方改革涉及到政府各个条线的自身利益（社会福利领域中，被改革的可都是政府各条线所属的事业单位），当然阻力很大，而需求方改革面对的是没有话语权的老百姓，改革起来自然相当顺利。这就像在剑河上撑船，虽然船受力的方向是45度角的，但船始终往前走，因为船头的阻力小，而船侧的阻力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报纸上总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说白了就是软柿子都被捏完了，剩下就看你敢不敢碰老虎屁股了。

 

基于这样一个简单而残酷的原因，我们的改革呈现出了最不忍让人看到的局面，需求方的市场化和供给方的官僚化。这在经济领域成就了中国电信、铁路、电力、石油等大怪物，在社会福利领域则是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老百姓都没有能力享受、且民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在市场上举步维艰。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社会领域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政府职责，所以需求方的市场化在这里似乎是有问题的，而真正需要通过市场化来提高水平和效率的供给方则因为种种政策的限制和不公平的财政制度进展缓慢。

 

面对现在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清思路。

 

首先，和30年前的经济改革不同，如今中国经济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率创新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福利领域社会化的目的绝不应该是帮政府卸财政包袱。不要以为市场化了，一切就应该老百姓自己埋单，政府就没责任了。恰恰相反，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永远是一个合法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只不过没有必要自己来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来提供。用自己的投入撬动社会的投入，用自己的投入来吸引机构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其次，不要以为进入社会福利领域的企业是不应该赚钱的。只有有利可图，社会力量才会进入这个领域，也只有有利可图，才能促使这个领域内社会力量的相互竞争，提高水平和促进效率。社会福利社会化，不是说让社会力量来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老百姓纳的税是交给了政府，而不是那些进入社会福利领域的机构。机构不过是政府用来满足老百姓的手段，不让他们挣钱，他们又怎么能够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好市场应该是一个主体平等的市场，即每一个在市场内竞争的主体都能够享受同样的政策，每一个在市场内消费的主体都能够获得对产品和服务同样的购买机会。显然，一个充斥着政府亲生儿子的市场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这样的市场，社会机构永远得不到平等的政策，平头老百姓很难享受政府给予公办机构的种种补贴。所以，政府的投入应该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应该平等的给予每一个消费者，而不是指定的给了那些与政府有瓜葛的机构。

 

这才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应有之意。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划分主体功能区域。所谓主体功能就是指一个地区被主要用来干什么，一共有三种主要功能，提供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生态产品。根据这个地区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来确定主要提供哪种产品，再根据提供的产品和这个地区的现状来区分开发的程度，共有四种，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种区分就把刚才看上去比较学理的描述变成现实的地方政府利益，被划定为限制或禁止开发的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必然收到种种的限制，比如说很多项目无法得到审批，这种限制势必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源，造成一种地区间的不均衡。

 

这里不是想说主体功能区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很多的利益纠葛在里面，但我同样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做成了意义很大。不过，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履行自己公共职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现在，这个问题被主体功能区域的划分所引出，就更显得紧迫。

 

刚才已经说到，由于主体功能区域的划分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至于财政收入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这个逻辑推导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也就是说，中央花中央的钱，办中央的事，地方花地方的钱，办地方的事。由于很多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地方的事情，地方财政的好坏就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这看上去是不合理的，但其中又有很多无奈。

 

首先，“两级政府、两级财政”，也就是所谓的分灶吃饭，从历史的眼光看，有其卓越的贡献和合理性。两级财政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个原理实质上跟私有化是有点像的，分灶以后，地方就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因为有了这个刺激，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就格外起劲，为资本服务的热情也大大提高，这样一来，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

 

可是，这种财政分级方式的弊端现在看来越来越突出。比如说环境保护的问题（一个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污染了环境，而代价却是另一个地方的，这可以用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性来解释），再比如说税收征收的问题（也就是国税、地税之争，说白了是一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也是这个体制造成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与私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政府应该提供的产品具有不可质疑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让我们追求这类产品在一个国家内的均衡。而财政分灶吃饭的实质是地域性的私有，这种私有使得国家被人为的分割成一个一个行政区划，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里引出了几个非常学理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内要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什么样的服务应该是均等的，也引出了几个很现实的问题，均等服务的供给和投入主体到底是谁，如何保证所谓的均等。

 

从实践上来看，所谓的绝对的均等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即使是被认为一定是国家职能的外交和国防，也会对不同地区造成不同的影响，比如说边境地区、经济富裕地区遭到攻击的可能更大，但现在被作为地区职能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其水平如果相差太大又在伦理上和实际的国家稳定和发展上造成障碍。特别是这次主体功能区域的划定，又把全国一盘棋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可想而知，而通过项目手段的转移支付和建立制度性的专题支付相比，始终让“落后”地方的政府不是很爽。

 

这是一系列两难的问题，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的矛盾，向外看都是为私，向内看都是为公。政府作为大家长要让自己的子民过得好，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兄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自己的老子要那钱补贴自己的兄弟，心里难免是不平衡的。说白了，政府和普通人一样。这也是最近我这几篇文字所表达的中心思想。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便熟悉的概念，指的是因为过度的外界干预使得行为主体将风险转嫁到外界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因为有了强制车险司机们开起车来就比较随便，反正撞了车有保险公司赔，再比如说现在的大学拼命贷款造房子，反正最后赔不起有国家，当然这也是为什么银行愿意放款给这些大学的原因，大学和银行在这里都因为政府的存在而选择了道德风险。

 

在社会福利领域，道德风险更是屡见不鲜。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都是为了帮助那些处境困难的人，而因为这些帮助使得受到帮助的人不愿意脱离困难的境地，或着为了得到帮助而自愿进入窘境。这种情况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称呼：“福利病”。失业陷阱和贫穷陷阱就是福利病的典型症状。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设计者都应该好好思考：怎么办？

 

在我看来，只要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导向不改变，福利病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但我们可以通过对福利传递的改进来缓解社会福利政策中的道德风险，毕竟道德风险的有和无是价值取向问题，而道德风险的轻和重，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设计问题。

 

众所周知，避免福利病最好的办法是让其躺在政府福利上的行为无利可图，即要保持福利和正常水平的差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最简单的原理往往因为“政出多头”而无法满足。以上海的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按照最新的办法，低保的收入是每月450元，而最低工资是每月960元，乍一看觉得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但问题是民政部门给的除了450元低保金外，还给了一个低保的身份，这个身份的综合价值就远远不止450。因为几乎所有其他部门的帮扶政策会首先落到这个身份头上。比如说教育部门给低保家庭孩子的免费午餐、卫生部门对于低保家庭的医疗救助、房地部门在拆迁问题上对于低保家庭的优惠政策、甚至是街道里面过年发慰问金，想到的也首先是那些低保户。有一个街道干部算过一笔帐后认为一个低保身份每月的价值应该在1000元，超过了最低工资。再考虑到工作时的其他成本，如车费，和风险，如欠薪，在家里拿低保显然是明智的选择。

 

这个问题看似容易解决，但真正操作起来颇有难度。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测算，一个是职能部门的衔接。所谓测算的问题就是说目前没有办法把那么多政策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在面上算清楚，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街道干部算的帐应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是普遍现象，但普遍的情况我们目前掌握不了，不了解问题，也就谈不上思考如果解决。在LSE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种测算的办法，叫micro-simulation，翻译过来就是微观模拟，这主要是借助计算机来模拟每个个体在多种政策叠加下的实际福利水平。在英国这种方面被广泛用于社会政策和财政税收领域，LSE图书馆的顶楼，也就是CASE的所在地（偶当年上社会政策研究的地方）的隔壁就是英国最大的micro-simulation的机房，每年政府会出拿出经费外包项目让LSE帮其测算，据说那些机房里的机器一起开动的时候，CASE的同志们会感到非常的热，好像隔壁是个烤鸭店。可见那里的计算机功率还是十分强大滴。第二个问题相对于第一个就更为复杂。首先还是个依据问题，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衔接起来就没有准星。还有就是缺少说了算的牵头部门。如果再考虑到两级财政的影响和各个地方自己的土政策，衔接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讲了那么多，没说什么有用的办法。其实想想在政策导向上有两点是很显然的，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要拍脑袋；二是注意各部门协调，有些政策即使不用对方的钱也让对方会签一下。但这种事情，都是说说简单，做做难，我也知道。

 

最后，再讲讲我一开始的那个价值取向，就是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帮助有困难的人的这个假定。实际上，现在要反对这个假定是很难的。从左派来说，根据Rawls的观点要pro-poor，要帮助worst-off，从右派来说，资源要用的有效率，要targeting. 好像无论左右，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考虑，都支持福利政策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但当我们回到老左派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普惠性的福利国家、人人可及的公共服务、由于享受同质的服务而产生的团结和认同感等，我不得不觉得，那些观点的闪光点到现在仍然是那么耀眼。所以，当有人研究Basic Income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很感兴趣的。

最近有人说，在社会事业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当前和长远是对矛盾，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结构在不停的变动。比如说，当前上海面临一个新的生育高峰，根据测算再过几年幼儿园就不够了，可是如果政府现在开始建幼儿园，满足了当前这几年的需求，过了十年会发现，幼儿园又过剩了，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说法正确吗？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因为这种现象确实在我们这个国家比比皆是，不容回避。但这个解释击中要害了吗？我看未必，深入探究下去，自然有更多的发现。

 

人口结构是圣诞树，这是一个人口学中最简单的常识。所谓圣诞树就是指，总是有那么几个年份出生的人（cohort）要高于其他年份，而那些年份出生的人由于大部分会在相同的一段时间内生孩子就会引起下一个相对高出生的年份，因为这个原因，人口的结构看上去就像圣诞树那样有峰有谷。有峰的时候公共设施就不够用，有谷的时候那些设施就处于闲置状态。这种峰和谷有时候会因为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更加明显，比如说欧美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再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一定的时段内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是，这种人口结构上的波动并不是公共设施闲置或者短缺的借口，实事上只要制度设计合理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下面我们就来试着分析一下市场机制和指令计划机制下，面对这种人口结构波动问题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先来说说大家虽然经历有限，但却在理论上无比熟悉的市场机制。根据伟大的亚当斯密的设想，这个世界上有只无形的手在调节着市场的供给，当某种产品的需求升高的时候，价格自然也随之升高，然后市场的供给者为了获利，自然提高供给，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价格便会自然下降，反之亦然。当然，这个逻辑推理需要很多前提条件，且即使这些前提条件完全符合，由于市场只服从于经济规律，所造成的结果也未必是最好的，但这套推理方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幼儿园不够用的时候，幼托的费用会上升，然后有人就愿意办幼儿园，满足这些需求，然后幼儿园的需求下降，有些人就退出了这个领域，大部分的人口结构波动似乎都可以用这个逻辑来缓解。但这里面有几个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进入或者退出一个领域，都有相当的成本。我相信这个逻辑被推出以后，首先会被人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由政府来回答，而是由那些想获利的主体来回答。因为他们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成本问题。比如说，造更加容易变化功能的房子、对他们的员工进行新的培训等。这是市场机制设计最美的地方，就是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来解决问题，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只有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才可能解决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问题，凭什么调动那些主体的积极性。需求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提升价格，或者说在这些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中价格的提升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出马。在这样一些公益性的领域，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政府来出资。请注意，是出资，而不是供给。政府可以通过对每个进幼儿园的孩子进行补贴的办法来提高市场主体提供幼儿园服务的积极性，但如果政府一旦自己进入了供给的行列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我们在下面的指令计划机制中会讲到。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政府发现了幼儿园需求的上升，开始对进入幼儿园的孩子进行补贴，具体的方法可以是幼儿园每接受一个孩子，政府就给一份钱（这就是典型的准市场机制），这样市场的主体们开始有积极性提供幼儿园服务，需求的上升就被缓解了。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一是提供补贴，补贴力度的控制就是看是否保障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二是提供信息，告诉那些市场主体政府所测算的需求是怎么样的，政府准备补贴多少，政策的延续性怎么样等。通过这些信息，市场的主体自然自己心里会有一笔帐，合算不合算，他们比政府的官员明白的多。三是市场监管，这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不诚实收信的市场主体，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说完了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法，再来说说大家虽然时时刻刻都在经历，但却仍然对其中的奥妙弄不太清的指令计划机制。凭良心讲，从指令计划机制设计的原理出发，这个机制在处理人口结构波动产生的问题时应该迅速且有效的多。指令计划体系的出发点是政府对于需求的预测，一旦政府预测到需求大于供给时，就会发出指令，让下一级政府或单位（在中国往往是街镇政府和大量的事业单位）提供更多的服务，满足新增的需求。单从这个逻辑链条来分析，就会发现指令计划机制不仅有信号传递路径简单，主体组织严密等优势，更重要的是有直接来自国家财政的资金保障，相对于那些零零碎碎、半饥半饱的市场主体来说，真不知道要好上几条黄浦江。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这么一套机制行之有效，也是有很多前提的。而正是因为这么些苛刻的前提，让用这套机制来调控供给在实践中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还是拿幼儿园为例子。当政府预测到幼儿园需求超过供给时发出指令，要求提高幼儿园的供给。问题是，这个指令发给谁了？回答，教育部门。然后，由教育部门再发出指令，要求下属的幼儿园扩大招生人数。问题来了，幼儿园反馈，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这些你让我怎么扩大招生人数呢？教育部门怒，过去不是已经给过场地、经费和编制了嘛。幼儿园答，这些都已经在用啦。教育部门晕，但又觉得这或许是个好机会，遂反馈政府，说扩大服务有困难，主要是没有资源，希望政府予以考虑。政府怒，但也没办法，下定决心，咬咬牙，要资源，给了。于是，解决场地、解决经费、解决编制，问题暂时解决。过了几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幼儿园过剩了，养老院开始不够了。政府又预测到了养老院的供给不足，就发出指令，扩大养老院。指令自然发给了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自然提了类似于教育部门的困那和要求。看着过剩的幼儿园，政府想，好，这次就把这些幼儿园变成养老院吧。可问题是，幼儿园变养老院易，教育部主管变民政部主管难啊。要拿出这些幼儿园，就等于在动教育部门的奶酪，教育部门怎么能够善罢甘休呢？于是，教育部门的人开始论述为什么不能把幼儿园变成养老院，大家经常能够想到的一些理由都会出现，比如说，幼儿园改养老院成本太高啊，过了几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幼儿园又会不够啊等等。政府一听，好像也有道理，算了，花钱再建养老院。幼儿园先留着，毕竟以后有用。又过了几年，果然，幼儿园又不够用了。政府再次发出指令，幼儿园扩招。教育部门又反馈，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编制，不能扩招。这次政府火哈大，丫的，当年不是没有动这些幼儿园嘛，怎么一会儿又都没了。教育部门答，当年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些房子我们就出租了，租金都用来提高员工福利了，经费都是吃饭财政，也没什么节余，编制都已经满了，但因为后勤保障人员比较多，教师还是不够。政府说，给我把房子再腾出来，给我把编制拿出来。教育部门答，这个不行的，房子和别人都签了合同了，违约损失更大，而且不租房子员工的福利怎么办，要知道福利刚性啊，还有那个编制啊，这么多员工又不是说不要就能不要的，要考虑社会影响，要考虑安定团结。政府哭，算你恨，那么多孩子不上幼儿园又不行，再给房子、再给钱。

 

上面的例子在描述时有点夸张，但我想大致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看似组织严密的各级政府其实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而下面的事业单位更是各自为政。指令计划从上传递到下全靠强大的组织保证，却没有真正能够激发下级积极性的办法。另外，再考虑到上级与下属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政府行政的效率其实十分低下。相对于嗅觉敏锐的企业家和流动迅速的资本，条线分明的政府和被各部门视为“自己的东西”的房产和人员简直是僵化的代表。这种积极性的确实和流动的障碍使得资源的配置总是无法达到最优，不能应对人口结构的波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上面的例子还仅仅是描述了一级政府时的情况，即政府、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关系。如果考虑到两级政府、两级财政，这里面的故事将更加复杂。在经济发展方面，两级政府、两级财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在社会建设上，其中存在的统筹层次过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等问题，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当然，这些问题和本文的主题已经有点距离，就不再论述了。

 

总之，与市场机制相比，指令计划机制虽然在逻辑上好像更占优势，但在实践中却问题多多。关键还是在于没有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在决策时受制于下属，

各条线的部门利益最终导致了机构自身的不断膨胀，而老百姓的需求却总是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满足。所以，与其说我们的问题是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如说要处理好“管”和“办”的关系。问题是，在统一的政府里，人为的“管办分离”其实质只是造就了另一个职能部门（这个问题也相当复杂，有机会要专门论述），不引进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管办分离就没有希望，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弹性也没有希望。

 

过去当学生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抓手”这个词，比如“以XX为抓手进一步推进XX工作”，“XX是我们贯彻落实XX决定的重要抓手”等，当时对这个词的印象，和众多政府公文中特有的用词所留给我的感觉一样，不知道它想说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今天，再来体会这个词，确实觉得用得精妙。

 

所谓“抓手”从政府公开的文件中理解，可以解释为“切入点”。上文中所举的两个例子都可以被纳入这种解释的范畴。一般来说，目标任务很多是虚的，原则性很强，往往让人莫不着头脑；而抓手大都是实的，是指得具体的一件件事情，有比较强的操作性。政府的文件往往被认为是假、大、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对文件中原则性话语背后所指的事情不太了解，其实不仅是公众如此，下级部门有时候对上级的很多指示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在文件中点明“抓手”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难道要达到这个目标非要用这个“抓手”吗，反过来问，用了这个“抓手”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吗？这些问题直接拷问了上级确定“抓手”的目的，上级要的是这个目标，还是要下级做那么几件事情？现在想想很多时候目标是为了修饰事情，所以“抓手”不是为了真正抓住这个目标，而只是领导想做一件事情的托词。这种用法里，“抓手”一词实在名不副实，但又用得理直气壮。

 

但有趣的是，“抓手”这个词在政府内部还有一个更常用的意思，绝对是把这个词的本意发挥地淋漓尽致。通常在内部讨论工作的时候这种用法的频率最高，比如说“XX工作我们没有抓手啊”，“办公厅的这个批示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抓手”。我想聪明的人已经猜到它的意思了，即“着力点”，说白了就是“权力”，解决别人凭什么替你干活的问题。在政府内部，部门和部门的关系除了直接领导、业务指导外，更多的是你领导不了我，我也指导不了你。且不说那么多的平级部门你领导不了，即使是下级部门，只要不是你对口的下级，你也没有权力去领导别人。那么在法定的行政权力够不着的情况下，凭什么让别人替你做事情呢？这就需要抓手。通常来说，这类抓手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上级的批示，比如说市政府办公厅要求某部门牵头（牵头这个词也是很有趣味的，有机会再聊）或会同某某部门来完成一项任务，那么这个批示可以作为抓手，可是这种抓手毕竟有狐假虎威的嫌疑，实际用起来虽然可以，却不是很爽。真正用起来爽的抓手是第二种，即直接掌握对方利益的手段。比如说，发改委最大的抓手就是项目的审批权，财政局最大的抓手是预算的审核权，而编办最大的抓手是确定编制的权力等等。这类抓手多的部门就被称为实权部门。领导要下面的部门协调事情也往往会让这些部门出面，因为领导也知道，它们有权力，它们办起事情来方便。

 

从“抓手”这个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运作时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一项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做掩护，也需要有一个实实在在能够影响别人利益的手段作为驱动。“抓手”一词两个意思都占了，所以说，真是一个好词。可是，这个词背后所隐藏的体制机制问题，又怎么能不让我们好好思考思考。

终于还是决定再写点东西。曾经坚持过一段时间天天写，后来觉得越写越没有内容，所以停了。后来人也开始变懒，思维也变得更加迟钝就更不敢来写，越是不写，思维也就越是迟钝，人自然也就越养越懒。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看了自己过去写的文章，才明白自己这一年来失去了些什么，而最近生活工作上的不如意更是让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丧失了思想则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决定重新开始写点什么，至少让自己有了存在的价值，借一句笛卡尔的话“我写，故我在”。

上海南站

 

车站的出口是一条路
黑暗中高架两侧的路灯有点炫目
瞬间的错觉
以为是飞机降落在HEATHROW

这条路通向天堂
这条路通向死亡
忽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
没有自由呼吸过的人绝难领悟